她的故事
在尼泊爾南部靠印度邊界的村子，一個女孩被賣掉的價錢是二十五塊美金。她們協會的創辦人曾經為了救一頭要被宰的羊，付了一百五十塊美金。
她說聽到這件事的時候，她身為女性、身為母親，實在坐不住。她們原本想做的是拯救雛妓，但和當地律師與政府單位談過之後才知道，人口販賣背後是龐大的黑幫勢力，硬碰硬會危及自己的性命。既然做不了，她們退一步，改做低種姓家庭孩子的教育和婦女的技能培訓。
她在那裡教英文。她說尼泊爾的種姓比印度複雜得多，光是首陀羅底下就分出許多子種姓，加上各民族自己的，總共一百多種，而姓氏就是身分，改不了。她第一次問孩子長大想做什麼，百分之九十九的答案是「去國外打工」，因為從小家裡就這樣說。上了一段課之後她再問一次，有人要當護士，有人要當老師，還有一個女孩說要當太空人。她說那一刻視野就打開了。
她自己的人生也繞了很大一圈。從前她在外商公司，薪水好、出差住五星級飯店，2000 年後那波併購潮把她的公司吃掉，員工自然成了被裁掉的一方。低潮的時候她遇到一位法師，說她英文好，推薦她去考政治大學的宗教研究所。她一念十年，英文之外還學日文、巴利文、梵文，寫博士論文時因為藏傳佛教興盛而去了尼泊爾，田野做完再回到加德滿都谷地，才接觸到印度教的低種姓社群。她發現藏傳佛教的社群有教團支持，資源相對豐富，而印度教的神廟掌握在婆羅門和祭司手上，這些人幾乎沒有任何外援。
真正讓她留下來的是一個孩子。那孩子父母都不在了，跟阿姨和殘障的祖父母住，身上永遠是同一套衣服，可是每次見到她都笑得很開心。她說她在那個孩子身上看不到「苦」這個字，而自己追求的名、權、物質怎麼買都買不完，存款多一個零其實也沒什麼意義。
她講苦講得很直接：很多時候苦是別人告訴你的，我們卻很少反問自己真的有這麼苦嗎。她做慈善也一直在問同一件事，我到底是在滿足自己，還是這是他需要的。所以不愛念書的孩子她們就陪他畫畫唱歌，男孩第一次摸到實體電腦玩得不肯放手也很好，因為在那之前他們只在課本上看過電腦。今年過年她把自己的孩子帶去尼泊爾，孩子看見睡在地上的家、每天一樣的白飯和馬鈴薯，也看見那些笑容。回來以後，兒子開始跟她聊自己想追求什麼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