她的故事
有個學生大學四年幾乎沒有快樂過。他重度憂鬱，連出門買麵包都不敢，只挑星期五晚上，因為同學多半回家了、路上人少，走去比較遠的那間 7-11，買完就走，因為那裡不會遇見看起來眼熟又不算認識、不知道該怎麼打招呼的人。
後來他考上研究所，發現裡面每個人都跟他長得差不多：都埋在書裡、都不太會社交、都很用功。她說那一刻他才知道自己是正常的。他不是變好了，是找到了對的環境。
她做心理這一行三十幾年，剛入行時心理系還不是熱門科系。台灣的心理師法走了二十二年才通過，那段路正好橫跨她求學和剛出社會的階段。她原本在大學做基礎研究，十年前決定去考心理師執照，理由很實際：沒有執照，有些事就不能做，也看不見第一線真正的需求。
她說疫情那幾年，全世界的心理需求增加了五六倍。她的解釋不只是壓力大：資訊爆炸、期待和現實落差大、維持基本生活的門檻一直往上，很多人不是不想退休，是不敢。而身跟心是一體兩面，胃痛可能是因為焦慮，沒辦法思考也沒辦法工作可能是因為憂鬱。
她提過一位三十幾歲的男子，下班回家就蓋著被子睡覺，不跟人互動，家人擔心送他去看醫生。他只說一句「我累了」。醫生花了很長時間才弄懂那三個字的意思：他小時候只要一發脾氣，媽媽就說你累了、去睡覺。所以從那之後，只要不舒服、生氣、不高興，他都對自己說我累了。她說同樣的字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意義，我們要花時間才知道對方真正在說什麼。
她給人的建議通常很小。改變自己、改變環境，或者兩邊一起改；大部分人只敢做第一項。她會勸人跨一小步就好，因為在心理學裡，動了本身會產生當事人預期不到的漣漪，而不動不代表環境不動，只代表你失去了控制權。有位個案原本煩惱閨蜜跟別人好了，她問要不要試著建立新的關係。第二次來的時候，那人換了工作，而且這次不只看能不能完成任務，還看主管是誰、附近有沒有朋友，整個人開心了起來。
至於為什麼還不退休，她說台灣進入超高齡社會的速度是亞洲第一，六十五歲以上的人口超過兩成，而其中九成沒有在工作，那些人往往經驗最足、最幫得上忙。她自己想過要不要去遊山玩水，最後的答案是：早年她也想幫同學，可是生命歷程不夠豐富，能給的有限；現在回頭看，反而是她能多做一點事情的時候。